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９日上午，备受社会关注的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兼农牧局局长、前龙泉驿区区委书记弓继权等６人涉嫌私分国资、贪污、受贿案在成都中院开审。弓继权是继成都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李大地受审后，又一位因涉嫌贪污而受审的副秘书长，与弓一同受审的５人分别是：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唐荣新（曾任双流县纪委副书记），龙泉驿区区委统战部原部长苏琼珍（曾任龙泉驿区副区长），龙泉驿区原区长助理兼建设局局长张立友，龙泉驿区房管局原局长何德才和龙泉驿区财政局原副局长李波。其中，弓、唐二人涉嫌的犯罪事实均发生在他们在龙泉驿区任职期间。
　　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指控，弓继权、唐荣新、苏琼珍、张立友等４人巧立名目私分国家专项建设贷款资金４３８．１６万元，其中弓、唐、苏各获款２５万元，张获款３７万元。弓继权、苏琼珍、张立友、何德才、李波等５人利用职务便利共同或单独侵吞公款共计１５２万元，其中弓、苏、张、何、李各共贪污获款１５万元、２０万元、４０万元、３６万元、１４万元。此外，张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共计６７．４万元。公诉机关认为，弓、唐、苏、张共同决定巧立名目以单位名义私分国家专项建设贷款资金的行为，弓、苏、张、何、李共同或单独利用职务便利采取骗取、侵吞的手段非法占有公款的行为及张立友收受贿赂的行为，均已分别触犯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分别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罪、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功劳不是腐败的借口
　　

在看守所里，曾担任龙泉驿区区委书记的弓继权曾这样说：“我是对得起龙泉的。” 
　　一个涉嫌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分子，凭什么这样说？弓继权所恃的，无非功劳二字。
　　客观地说，弓继权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主政龙泉６年。龙泉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弓继权功不可没。正因为这样，弓一度在纪委调查人员面前显得很委屈：“我那么辛苦，为龙泉做了那么大贡献，不过拿了些奖金，就……” 
　　如果按弓继权等人的逻辑，有功就应该“拿”的话，那么，有功于龙泉的，又何止他弓继权几个人。龙泉今日的成就，离不开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离不开前几任班子的厚积薄发，离不开成都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扶持，离不开省委、省政府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思路，离不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劲吹，这些功劳又该怎么计算？探究弓继权等人的这种“做了贡献就要索取回报”的思想根源，来自商品交易中等价交换的原则。然而，弓继权忘了，执政不是做生意，政绩也不是资本。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为民谋利、造福一方是应尽之责，开口闭口回报论、奖励论，只能说庸俗的商品关系学已经完全占据了他们的头脑。
　　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发奖金，也应该是有根有据，有章可循的。区委也制定了有关对外引资引项奖励的办法，明确规定了奖励的政策。然而在实际中，弓继权等人完全践踏这个制度，随心所欲，竟敢触碰纪律和法律的高压线。且看他们是如何“操作”的。
　　１９９９年，东移办（全称“实施向东向南发展战略龙泉驿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银行融资３０００万元，弓认为按规定提取的奖金额太少，便同意从银行贷款用于工程建设的专项资金中，套取１７１万元给区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人员发“引资奖”。为规避国家对基本建设资金专款专用的规定，他们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法，编造农民签字领款单在内的拆迁补偿支出单据做掩饰。
　　２００１年，中央纪委对党政领导干部不能在招商引资中领取奖励作了专门规定，弓继权等人为了规避这个规定，便将“招商引资奖”改头换面为“突出贡献奖”，继续滥发奖金，并将部分奖金列入工程建设成本。
　　２００２年，在“旧改办”（全称“龙泉驿区旧城改造指挥部办公室”）未办结算、根本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为了找个名目分钱，弓继权又同意下属虚构利润１８００万元，从中提取３６０万元作为“奖金”分发。
　　经过如此这般的胡搞滥发，几年下来，弓继权等人都各获取“奖金”达数十万元之巨。
　　事实胜于雄辩。弓继权等人所说的奖金，不过是敛财的幌子和托词；他们所倚仗的功劳，也只是腐败的遮羞布。“当干部当不了一辈子，总要为自己着想点”。这句话才真正是道出了这些人的心声。

　　　　　　　　　　　　　　　　上梁不正梁歪
　　

“一把手”是一个地方的风向标，如果表率作用好，就能树立旗帜，鼓舞人心，发挥巨大的引导、激励作用；反之，如果搞腐败，就会败坏风气，贻害无穷。弓继权便是后者。
　　在公开场合，弓继权等人大谈廉洁自律，弓还口口声声说：“来明的不来暗的”，“走前门不走后门”，在会上告诫干部严禁收受红包礼金；但暗地里，他们却大肆收受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有关人员的现金。据弓自己交代，近几年来违规收取的现金超过１００万元。２００３年弓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还收下了区建设局长张某送的２万元。弓继权也拒收和上交过一些钱物，但“只是为了缩小送礼单位和个人的范围，为了做做样子。” 
　　弓继权收钱也有讲究，只收“自己人”的钱，他的解释是把送钱的人当朋友，不当同事和下属，收钱纯属感情。对这个问题，古人有一番论述：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可谓一针见血。
　　弓继权等人的所作所为，严重影响和败坏了当地的党风政风，用弓自己的话说，就是“为滋生腐败提供了风气和土壤”。上有毫发之意，则下有丘山之取。底下的干部不但跟风仿效，而且变本加厉。有人说：“只要弓书记敢拿１０万元，下面的人就敢拿２０万元。”事实正是如此。２００２年，“融资办”发给弓继权“奖金”１０万元，融资领导小组组长唐某和办公室主任李某则是一人吞下２０万元。
　　由于“一把手”自身不廉，致使一些廉政规定难以落实，一些不正之风特别是领导干部收受现金问题长期得不到治理，知道底细的干部更是胆大妄为。从２００２年以来，龙泉屡屡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先后有区检察院原检察长宁德怀索要、贪污公款１５０余万元案，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朱福忠涉嫌贪污受贿１５００万元案，区政协副主席、龙泉镇党委书记江兴明贪污公款２３万余元和挪用公款１６７５万元案等大案要案。就在这次窝案中，除了弓继权等人私分公款滥发奖金外，办案人员还查出了区房管局长何某利用为区属单位借款、拨付土地出让金、为建筑老板揽工程等涉嫌收受贿赂６４．６万元，区建设局长张某为建筑老板谋利益、为同安镇调整项目红线规划等涉嫌收贿５９．６万元的案中案。

　　　　　　　　　　　　　　热心营造腐败圈
　　

龙泉驿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长苏某，区政协副主席、区长助理、区建设局长张某，区财政局长徐某，区房管局长何某及龙泉镇党委书记江兴明和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等人，都是龙泉“重点部门和乡镇的主要领导”，“很能干事情”，又是“龙泉本土干部”，一直被弓视为“心腹”和“得力干将”，除了在工作中倚重外，私下也十分亲密。他们经常在一起“扎堆”、“抱团”，他们的“内当家”也经常一起吃饭、打牌，可以说“里里外外”都打得火热。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每逢春节、五一、国庆长假，这几家都要邀集家人，一起到国内外风景名胜旅游，近至香港、澳门、新马泰，远至马尔代夫，逍遥快活。至于用度开销，则由几个局的“一把手”轮流坐庄，公款买单。这些人还善于察言观色，投“弓”所好。比如说，弓想分钱了，他们就想方设法找名目，拆东补西觅财源，满足弓的贪欲；弓不方便在众人面前明白提出来给自己多发奖金，他们便暗地截留一部分钱悄悄给弓送去；他们还不时向弓书记表示“心意”，送上厚厚的红包，让弓笑颜开怀。
　　工作上的倚重，感情上的亲近，家属之间的互相串联、影响，加上利益的纠结，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弓继权为核心，“工作圈子”、“娱乐圈子”、“利益圈子”三位一体的“小圈子”。
　　这个“小圈子”，实际上是“一个依靠权力非法获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弓继权屡屡利用一把手的权势地位，为小圈子里的人撑起了一把把“保护伞”。
　　龙泉镇党委书记江兴明，在当地口碑一直不好，弓不仅没有对他及时调整，反而推荐他进常委班子。因市里考察没有通过，弓继权为“安抚”他，为他增加了“区政协副主席”的头衔。又如群众对朱福忠等人的问题早有举报，但弓却一再迁就袒护。在他得知执纪执法机关准备对原区建设局长张某进行立案调查后，又是打电话，又是急急忙忙地从国外赶回来，出面为其说情，编造各种理由帮张推卸责任。
　　有了弓这座靠山，圈子里的一些人更加有恃无恐，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后来，江兴明在被查处时说：“以前拿红包，到后来连红包都看不起了。”涉嫌贪污受贿１５００万元的朱福忠也这样对办案人员说：“我早点遇到你就好了。早点查我，问题也不会这样严重。”看来，弓继权虽保得这些人一时，却是害了他们一世。
　　弓继权小圈子里的人“上下勾连，相互影响，彼此包庇”，一度使当地邪风侵袭，正气不张。原任区长唐某就这样感慨：“风气来了，挡都挡不住。”１９９９年，当弓的心腹、区建设局长张某第一次把滥发的５万元奖金给他时，他先是拒收。张说，你必须拿着。其言下之意是：要想独善其身，不可能。你要是不拿，便是公然与我们这一伙人对着干！唐荣新明白这话中的含义，加之贪心作祟，便收下了这笔钱。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小圈子里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当朱福忠、江兴明先后被查处后，弓继权等人便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上窜下跳，订立攻守同盟，伪造假的奖金分配方案，妄想掩盖罪状。到头来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落得个一网打尽的下场。
　　目前，弓继权等人的案子还在等待着法庭的宣判。这些曾经在龙泉风云一时的人物，看来只能对着铁窗长吁短叹了。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当从中汲取教训，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经受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