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成都各界关注的原成都市龙泉驿区区委书记弓继权、原区长唐荣新、原副区长苏琼珍、原区长助理张立友等人共同私分、滥发２０００余万元国有资产及贪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弓继权有期徒刑１５年，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唐荣新有期徒刑４年，其他相关涉案被告均被依法惩处。
　　一个区多名主要领导共谋犯罪案在四川反腐败历史上尚属罕见，而该区区委书记和其他各名涉案干部的“生财之道”更能折射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软肋”。

　　　　　　　　　党纪国法形同虚设 “土政策”开辟生财道

　　２０００年初，龙泉驿区根据上一年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经原区委书记弓继权同意，原区长唐荣新签字批准，在“东移办”（全称“实施向东向南发展战略龙泉驿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拆迁补偿安置费名义规避国家对基本建设资金专款专用的管理规定，从在银行贷款的用于龙泉驿区境内工程建设的３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中，套取资金１７１万元用于发“招商引资奖”，以编造包括农民签字领款在内的拆迁补偿支出单据作掩盖，在无任何凭证的情况下由原区长助理张立友经手进行私分，其中弓继权、唐荣新、原副区长苏琼珍和张立友各分得１０万元。
　　而据了解，国家有明确规定，弓继权等人私分的１７１万余元属于基本建设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用，但弓继权等人却敢触“高压线”，弄虚作假，大量套取基本建设资金用于私分和滥发，党纪国法在这里已形同虚设。
　　２００１年，针对一些地方领导以“招商引资奖”的名义滥发奖金情况，中纪委作出专门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能在招商引资中领取奖励。但弓继权等人则自定土政策将中纪委的规定“巧妙”规避：把“招商引资奖”改头换面变为“突出贡献奖”，继续借“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等的名义滥发奖金。２００２年初，在弓继权授意下，龙泉驿区“旧改办”(全称“旧城改造指挥部办公室”)虚构旧城改造利润１８２０万元，经弓继权同意，苏琼珍、张立友、区原房管局长何德才商议，并报区委常委会研究，按２０％的比例确定３６０万元的奖金总额，分发给区四大班子、区级部门、旧城改造指挥部、“旧改办”以及特别贡献人员和先进个人。其间，弓继权、苏琼珍、张立友、何德才除获得各自应得的奖金外，又从有关单位的奖金数额中截留部分现金进行私分。其中，弓继权分得１５万元、苏琼珍分得２０万元、张立友分得４０万元、何德才分得３６万元。
　　正如成都市相关部门就弓继权及其“左膀右臂”因私分国有资产及贪污一案所写的反思材料中所说：“弓继权等人法纪观念十分淡薄，随心所欲，完全把自己置于党纪国法的约束之外，使一些制度和规定形同虚设。”

　　　　　　　　“一把手”“一言堂” 大权独揽做“土皇帝”

　　在该案中，共涉及了１３名领导干部，其中１０人分别是区委、区政府、区级有关部门和乡(镇)的“一把手”。成都市的有关领导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分析说，作为一把手，他们之所以走上违纪违法道路，与他们不自觉接受监督、甚至抵制监督，以及组织对他们监督不力有很大关系。据一些知情干部的介绍，弓继权在担任区委主要领导一段时间后，居功自傲、作风霸道，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大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
　　龙泉驿区委曾规定：动用２万元以上资金须经区委常委会研究，但弓继权、唐荣新等人作为区委主要领导却带头违反自己定下的规定，擅自动用上百上千万元的资金任意滥发和私分。据检察机关调查，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间，弓继权等人先后１２次在“东移办”、“融资办”、“旧改办”和区财政局共动用公款１４６０多万元，以各种“奖励”名义进行滥发。其中，弓继权共分得７０余万元。
　　区上还规定“招商引资奖”须由招商局确认，招商局、目标督察办公室共同提交区委区政府讨论决定。但据相关部门调查，近几年真正按照这一程序办的只有屈指可数的２次。
　　当审计部门要对区“融资办”的财务进行审计时，弓继权却打招呼不让审计，使“融资办”的财务长达４年没有审计。秉承弓继权的独断作风，他的属下、龙泉驿区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朱福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检察机关调查，多年来，朱福中把同安镇土地的买卖权、定价权、规划权、签约权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他个人说了算，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龙泉驿区的一些干部向记者反映说，由于主要领导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没有民主作风，使班子内部民主和监督的氛围荡然无存，班子成员对弓继权的一些做法，或者唯命是从，或者视而不见，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导致弓继权等人权力失控、行为失范，俨然成了一个“土皇帝”。

　　　　　　生活圈、利益圈、权力圈“三圈”合一 夫人营私老公结党

　　在弓继权“主政”龙泉驿区期间，龙泉的干部私下经常议论说，要想“升官发财”必须想办法挤入“弓继权的小圈子”。据介绍，弓继权在任龙泉驿区季书记期间，因副区长苏琼珍、原区长助理张立友、原区财政局局长徐夏金、区原房管局长何德才、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朱福忠、龙泉镇原党委书记江兴明等人都是“重点部门和乡(镇)的主要领导”，“干事精明”，又是“龙泉驿区本土干部”，弓继权一直把他们视为“得力干将”和“心腹”。
　　据纪检部门后来的调查，弓继权的小圈子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牌。每逢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他们都要邀集家人，一起到国内外风景名胜区用公款旅游，春节还要在一起吃“团年饭”。弓继权过生日时，大家都要去为他祝寿。
　　一些干部分析说，本来关系好的朋友或同事正常性的“交往”无可厚非，但弓继权的小圈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人际交往，而形成了“工作圈子”、“娱乐圈子”、“利益圈子”三位一体的“权力小圈子”，弓继权在这种“小圈子”里，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致使他们圈中的一些早有劣迹的人倚仗弓继权这个“靠山”，逍遥法外，长期“带病上岗”，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据纪检部门介绍，龙泉镇党委书记江兴明，在当地影响一直不好，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反而在２００３年底区领导班子换届时，弓继权为他增加了“区政协副主席”的头衔。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朱福忠、原区长助理张立友等人也常遭群众举报，但弓继权却一再迁就和袒护，甚至在执纪执法机关对张立友进行立案调查时，他还亲自出面为其说情，编造各种理由帮他推卸责任。
　　弓继权最后在检查中写道，“如果当时就对这些干部进行严厉处理，或下手进行调整，有的问题就可以避免，有的问题也可以减轻”。但是，弓继权已悔之晚矣。
　　而更有意思的是，在弓继权小圈子的建立的过程中，他们各自的夫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纪检部门调查，弓继权等人的家属没有发挥“廉内助”作用，夫唱妇和，为他们走向违纪违法道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弓继权的妻子杨某对丈夫的腐败行为，不仅视而不见，反而“敲边鼓”，甚至直接参与。弓继权等人滥发的奖金和私分的公款，有几次都是直接送到弓继权家中由杨某代收；在弓继权收受的现金中，有的也是直接送给了杨某。所以龙泉一些干部讲，“要想勾兑弓继权，关键是勾兑好弓继权的老婆”。杨某经常与张立友、何德才等人的爱人一起吃饭、打牌等，打得火热。他们几家人每年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一起到国内外度假旅游，都是由她们几个“内当家”商量邀约，并由杨某出面请弓参加。家属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串联，为弓继权等人结成“利益圈子”，一起走向违纪违法道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